给思想以个性的天空

李镇西

第一次全面了解“胡风冤案”，是十年前读李辉的《胡风冤案始末》。当时，我为一批忠贞的中国知识分子竟在新中国霞光满天的清晨遭受如此迫害而震惊，而流泪。今天，当我读完《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后，一般意义上的情感悲叹与道德谴责在心中已渐渐淡化，我头脑中久久萦绕着或者说困扰着一个严肃而质朴的问题：

在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个人的思想应该拥有多大的自由空间？

我至今也没有仔细读过招致胡风灭顶之灾的“三十万言书”，更没有系统研究过胡风的文艺思想体系，但我觉得这对我们重新审视“胡风冤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要真正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我们就应该彻底追问那一段历史：为什么胡风们的思想不被容忍，而且非要置之死地不可？

“历史”可能会回答：“只因为他们具有思想个性。”

因为“思想个性”而葬送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自然生命，这就使一个人的悲剧可怕地变成了一个时代的悲剧！

的确，正如作者所说：“胡风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之间到底存在多大的异同，永远都将是令论辩双方感到棘手挠头的话题，彻底地廓清与界定十分烦难……”因为从政治信仰上讲，胡风绝对属于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错”仅仅在于他决意“独立地主动地去追求马克思主义”（胡风语）；在文艺理论方面，他更是以惟真理是从的精神，企图通过文艺实践进行关于“人”的思考，探索文学作为人学的独特规律。但是，无论胡风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之间有多大的“不同”，都很难说胡风文艺思想是否在整个理论体系上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有多大程度的水火不容（至今有不少学者反而认为胡风其实“很正统”甚至“左的离奇”），然而，胡风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个性与独立意志却对某些人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纯洁性”构成了威胁，因而胡风思想被视为异端予以整肃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以今天的眼光看，胡风的文艺理论肯定有许多不足或局限性，但我追念与敬重的，是表现出来的一以贯之的思想勇气――从四十年代的《论主观》《论现实主义的路》到五十年代的“三十万言书”，一直到八十年代出于后“最后的绝唱”……他是一位卓然独立的思想斗士，一支熊熊燃烧的精神火炬！

历史在悲剧更在于，扼杀这位思想斗士、扑灭这支精神火炬的，绝不仅仅是最高当权者，更有一批，不，可以说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参与了对胡风的精神虐杀！简单地用“崇拜领袖权威”来解释这一“奇观”是远远不够的；问题的严重性仍然在于：许多人在自己自动放弃了精神武器并磨灭了自己的思想锋芒后，也本能地不允许自己的同类有任何思想个性，于是，周扬冲上去了，张光年冲上去了，何其芳冲上去了，刘白羽冲上去了，姚文元冲上去了，千千万万善良的或不善良的文化人冲上去了……于是，1957年的“反右”发生了，1966年的“文革”发生了！“正如许多人所认识的那样，‘文革’并不只是‘四人帮’的问题，每一个参与其中尤其是在它之前就呼风唤雨的人都应承担责任。”（该书第245页）

思想的自由是人类发展的自由，思想的个性是人类精神的色彩。所以，罗曼·罗兰说：“扼杀思想的人，是最大的谋杀犯。”而作为致力于“人的解放”的马克思主义不但不拒绝思想的个性，反而呼唤着思想花朵的五彩斑斓：“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马克思）思想个性的魅力在于其独特的创造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每一点进步，都是思想个性的胜利――从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革命的成功，到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曙光初露，都不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政治革命是如此，经济改革是如此，那么，在思想文化领域呢？

从“新闻炒作”的角度看，有关“胡风冤案”的书籍早已失去了“轰动效应”，但我们对这一悲剧的思考远远没有结束，因为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富有个性的思想仍然在呼唤着自己飞翔的天空。“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赫尔岑）这，就是《殉道者》一书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