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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市长与他的“新教育”实验
作者:戴洁 严俨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科研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7-28    
博士后市长与他的“新教育”试验
本报记者 戴洁 严俨

  关于教育,在江苏,在南京,在苏州,近来兴起一股“争鸣热”。由《扬子晚报》发端的“高考之痛”、由本报发端的“县中模式”之剖析和讨论,最终吸引了众多媒体和学者、民众的加入。但面对扑面而来的关注、质疑、责难和进言,教育主管方面则一直保持缄默。

  事实上,这场持续的争论背后,是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中,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理念上的博弈,这已经或多或少地触及了教育的根本。

  在这场争论之前,已有相当多的有识之士通过多种尝试,试图破解应试教育的束缚,朱永新、徐传德便是其中两位至关重要的人物。作为苏州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朱永新力倡了一项“新教育”试验,被《南风窗》喻为中国的“新希望工程”;而南京市教育局局长徐传德,这位作家型的教育官员,背负升学率的强大压力,孜孜以求他的“双本位”理念,使南京的教育事业成为令人瞩目的“试验田”。

  他们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两座城市的未来。

  昨天,两位高官打破沉默,双双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首次以权威的姿态对一系列教育热点问题作出正面回应。

  用徐传德局长的话说,“这是为了求得一种共鸣,而决不是再挑起一场争鸣,或者成为一种孤鸣。”

  A篇  博士后市长与他的“新教育”试验

  记:最近关于“县中模式”的讨论非常热烈,您对此有何看法?

  朱:我觉得南京和苏州面临很多相同的问题,比如家教,苏州很多民办学校也有很多家教,我觉得就有很大的问题。最近苏州教育部门正准备对此进行整顿。考试是有其自身规律的,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家教都不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考分不是靠加班加点加出来的,这不符合教育的规律。按理说,我要请家教非常的方便,但我的孩子没有找过一天家教,学习成绩也很好。家教太多,孩子们可以支配的时间就很少,一些根本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比如孩子的人生理想怎样解决?因此,我想无论是苏州还是南京,要把教育办好,关键是要走有自己特色的教育之路。

  记:现在外界有一种说法,这几年南京高考成绩总体排名靠后,都是因为不准学校补课造成的,您对此怎么看?

  朱:完全没有关系。比如苏州中学,它的成绩相当出色,但也可能是整个江苏省学习最轻松的学校。补课是最简单的办法,但不是最好的。现在学生的负担过重,孩子们缺乏一个充分的空间,总体上说孩子的心灵被压抑的话,不可能释放出能量。本来孩子可以有针对性地根据自己学习上的问题支配好自己的时间,但现在都被无情剥夺了。

  记:在推行新教育的学校中,师生们是如何看待新教育?您有没有听到反对的声音?

  朱:目前全国开展这项实验的学校有217所,涉及21个省市。一开始也有些人对此不太理解,大多都是担心会不会影响学生的成绩,增加学生负担,但学校的事实让大家都尝到了甜头。我举个例子,苏州工业园区胜浦金光(校名)本来是基础最差的学校,但现在是工业园区发展最快的一所学校,许多指标都名列前茅,以前这所学校没有一个教师发表过论文,但现在有40多位教师的论文发表在全国媒体上。

  记:有人说“高考不改,教育难兴”、“应试教育是教育发展肌体上一颗毒瘤”,您认为新教育能达到根治“应试之症”作用吗?

  朱:考试制度的问题无法改变,这是国家行为和政策,我们只有通过民间教育活动不断呼吁高考制度的变革。新教育作为一项教育实验,也希望中国高考变革,如果不变革,那么新教育也很难推广。呼吁高考改革最好能像新课程一样地推进,如果不可能的话,就戴着镣铐跳舞,戴着镣铐同样可以跳出很精彩、悲壮的舞蹈,也可以成为艺术的样式。

  记:听说您反对高中文理分科的做法,您认为这样做有何弊端?

  朱:从文理分科若干年来的实施状况看,文理分科带来的问题已经暴露无遗。文理分科,大大削弱了文科的水平。由于理科的高难度,很多学生理科学不下去就去学文科,学习文科不是出于兴趣、热爱,而是无奈的选择。这样,学习文科的人本身就成为“二等公民”,选择文科本身就是一个失败者的象征。另一方面,理科难度进一步加大,又产生了更多的学习失败者。目前中国教育发展最大的危险是人文精神的缺失,而“祸端”正是自高二开始的文理分科制度。硫酸泼熊事件、马加爵事件正是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现,其后果非常严重。

  此外,文理分科还降低了民族的整体素质,过早地文理分科,让理科学生不再学习历史、地理,不再阅读文学经典,从而知识面狭窄,缺少人文精神;文科学生则远离物理、化学,不熟悉最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的训练不够。这样,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就成为一句空话。

  记:在推行新教育的学校中,很多都是农村学校,比如最早开始新教育实验的昆山玉峰小学。有人认为,这是您在推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城市推行的难度是不是大一点?

  朱:应该是这样吧。城市里的校长对教育的激情,可能因为城市生活的诱惑而受到很大的影响,而农村的教师则因为急于改变目前的现状而乐于新教育。教育事业需要真正做教育的人,可能城市中的学校有想法,但背后的动力不大,进度不大。不过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记:媒体对于新教育的关注程度前所未有,正面的评价相当多,而《南风窗》更是把它比喻成中国的“新希望工程”,对于这些评价您如何看?

  朱:最高的一个评价,我当然很高兴。我觉得新教育的目的就是从精神层面解决教育的匮乏。媒体如此大规模地对一项教育实验进行大规模的报道在中国是没有过的,国内最高刊物人民日报、南风窗、光明日报、新民晚报等全国几十家媒体同时关注,很多报纸不惜版面进行报道,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也不是一个市长可以调动起来的,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经费去调动。我想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大家对目前的教育真的是不满;第二是新教育本身做了它应该做的事情。

  记:那么新教育的精髓是什么?它和现行的教育有什么区别?

  朱:基本理念为追寻理想,超越自我,精髓是让老师和孩子们在他们心中播种理想良好的精神状态去追寻心中的梦。让他们有自信心,它的基本特征明显的是注重教师和学生的精神状态、注重行动的理念,非常强调“做起来”,只要行动就有收获。

  欧洲历史上就有新教育运动,一位英国教育家不满于当时教育严重脱离实际,那是一种阴暗的、束缚学生个性的教育方式,于是自办了一所学校,在整个欧洲都非常有影响,成为当时争相参观考察的新学校。随着影响扩大,就产生了欧洲历史上的新教育运动。后又传到美国,对美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二三十年代传到中国后,被陶行知等教育家推广,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教育应该说是一种传承,是过去好的思想、好的理念、好的方法在当代新的实践、新的传承。

  具体来说,在21世纪,新教育是在中国、在苏州发起的一场民间的教育改革尝试。有人说这是种人文实验,是尊重人性,让人类生活更有尊严,不断走向崇高的,为了一切孩子发展的,为了让学生和老师享受教育幸福的教育。而现行教育是围绕考试展开的,是以应试为主要特征的教育,是扼杀学生个性和发展的,而新教育则是不满于目前现行教育现状的,让学生能呼吸到“教育新空气”的教育。

  记:您曾在国外工作和生活过一段时间,这是不是对您教育观有所影响?

  朱:人的所有活动都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肯定会有影响。我在日本工作和学习过。在西方,孩子学习得比较快乐,这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我有个朋友在美国,他告诉我想回国内来创业,但孩子不让,孩子问他除非能把美国的学校带回来。他的孩子前几年是在大陆读的,对中国的教育已经恐惧到极点了。

  记:在推行新教育过程中有没有令您感动和难忘的事?

  朱:这种故事每天都在发生,苏州胜浦金光,一个普通的农村学校,山还是那个山,孩子还是那个孩子,老师还是那个老师。但开展新教育实验短短两年后,发生的变化就让人非常感动。吴江金山坝里50多岁的快退休的来教师,从零开始学打字、学计算机,他对我说“教了一辈子的书,现在才找到教育的感觉,有种青春的冲动和活力”,他后来被评为教育在线论坛上的青春教育偶像。

  记:如果您不是市长推行新教育还会像现在这样顺利吗?目前我们都知道,新教育实验是一项民间运动,今后有没有可能会变成国家教育的指导性意见?

  朱:我想如果我不是市长的话,新教育的推广应该会推行的更好,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发展这个教育事业,现在我平时要从事行政工作,只能周六、周日,利用业余时间去做。另外,现在推广新教育实验的大部分学校都在苏州以外,苏州市市长的身份对他们是没有用的,而现在苏州城区、工业园区开展新教育实验的学校反而不是太多。主要原因是城市学校的校长们缺乏迫切变革的动力,他们的压力也很大,怕影响升学率。新教育实验开展到现在,2003年开始向教育部申报,2003年底被教育部立项为重点课题。

  记:您既是市长又是全国政协委员,您在苏州主抓教育工作这么多年,那您的理想实现到多大的程度?

  朱:理想是很难完成的,正因为很难实现,才值得我们去追寻。这不是可以用量来衡量的,每天追寻理想、接近理想永远是奋斗目标。这些年苏州学校和学校间的差距在全国来说是最小的,我们一直推进弱校和强校的合并,让更多的优势教育资源面向更多的学生。我们在教育工作中,一直坚持“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这和一些地区的做法完全不同,在一些地区,教育就是集中财力、物力、人力投资一所学校然后供观摩,但其他学校可能“锅都揭不开”。在苏州进行的这些尝试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同,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他们不能认同,所有的行政力量都将是苍白无力的,也只能是以形式主义对付形式主义。

  新闻链接:朱永新,1958年生,江苏大丰人,现为苏州市副市长、江苏省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台湾《本土心理学研究》顾问。著有《中华教育思想研究》、《困境与超越———当代中国教育述评》、《心灵的轨迹———中国本土心理学论稿》、《我的教育理想》等书,主编《当代日本教育丛书》等30余种书,并主持《新世纪教育文库》的编选与出版工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

  “新教育实验”为国家教育部“十五”重点规划课题,于2002年正式启动。该实验有“六大行动”,且实验项目还在“理想的教育”等十个领域中积极探索,其辐射范围越来越广,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217所学校加入该项实验。

  
 《江南时报》
朱永新,男,1958年生,江苏大丰人,现为苏州市副市长、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台湾《本土心理学研究》顾问,江苏省政协委员。著有《中华教育思想研究》、《困境与超越--当代中国教育述评》、《心灵的轨迹--中国本土心理学论稿》、《我的教育理想》等,主编《当代日本教育丛书》等30余种,并主持《新世纪教育文库》的编选与出版工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曾多次主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省级研究项目并多次获奖。

    有人称,在中国众多的市长中,朱永新是学教育、研究教育、主管教育的第一人。朱永新先后求学于江苏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主修教育心理学,一直攻读到博士后。20年来,他在美国、英国、日本和国内发表有关教育的论文200余篇,出版了多本论著。曾经荣获过"姑苏青年之星"、"江苏省新长征突击手"等称号,连续两次当选全国青联委员,并被选为苏州市副市长。

    在学者与官员的角色中,朱永新穿梭而行。他说:平生最得意的事是自己的教育理想得以在苏州实践,能够坦荡地结合工作实际进行学术研究,常常享受到双重丰收的喜悦。姑苏城内城外,到处能够捕捉到朱永新教育理念的影子。

    在电脑派位之风劲吹的今天,苏州市却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坚决不搞电脑派位,实行就近入学,允许自由择校。当有记者问朱永新:"你敢对电脑派位发表不同的意见吗?"朱永新坦然而自信地回答:"为什么不敢?只要报纸敢登,我就敢说。在中国这种国情下,电脑派位限制的还是普通老百姓,有权力的、有金钱的都可以进入好的公办或民办学校。弱势群体得到的教育资源本身已经很少,更可怕的是电脑派位让孩子从小就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一个自己不能主宰的事情上,宿命论的思想从小就在孩子的心底扎下了根。与其这样,不如按照分数,把对命运的把握权交给孩子。"



    苏州市政府搞"扶贫助学"工程,朱永新救助了一个残疾儿童,因为"残疾儿童比正常的儿童更需要帮助"。而作为分管教育的副市长,朱永新则特别强调,政府要为改造相对薄弱学校、提高学校的整体素质不遗余力。为此,苏州市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拿出大量资金支持好学校和差学校的合并;推出名师、名校长工程,邀请知名专家对教师和校长进行培训,培养了一批特级教师和知名校长;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使全市五年级以上的孩子都上网,35岁以下的年轻教师都能制作课件,使得各校之间的资源能够共享。同时,加强骨干学校的建设,扩大优势学校的规模。搞所谓的"钓鱼工程",就是开放重点,只给出基本条件,不搞相对评价,达到标准就挂牌子,让更多的学校通过拼争重点而自我激励,自我提高。

    苏州市昆山艺术中心小学是苏州市一所普通的小学,吹拉弹唱,孩子们个个都有一样绝活;吴江市屯村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人人都有一笔好书法;草桥小学的孩子们天天坚持写日记;……走访苏州的中小学,你会发现,这里的学校几乎各有各的特色。不仅如此,学校的校长们对特色有着深刻的理解。苏州小学的徐校长说,要在理念上追求特色,而并非停留在技术层面上。这是朱永新力推的一项工作。到各个学校考察工作,朱副市长几乎从来不问升学率如何,却必问:"学校的特色是什么?校长的教育理念是什么?"在他看来,这才是更重要的。"关键是多元化。孩子千差万别,学校自然应该是各有特色。学校以特色兴校,孩子以特色择校,这符合教育的基本规律。只有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特色,家长和学生才有了根据学生自己不同的特点选择学校的可能。"

    在苏州大学当教务长期间,朱永新发现,许多大学生根本没有很好地阅读过中外名著。"不和人类崇高的精神进行对话,眼界怎么开阔?"于是,他就为大学生开出一批必读书的书目。可是读书的黄金时间在中小学,中小学学生在各个阶段应该读哪些基本的书,这个基础性的工作往往被忽略了。长期从事教育管理工作,朱永新还有一点感触,那就是我们的教育管理、教育评估,不乏高标准的示范典型,但对大多数普通学校而言,却缺乏一些基本的考核标准。譬如不少教师对一些教育名著、教育家的重要观点几乎一无所知,这怎么能保证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质量呢?这使朱永新萌生了为师生精选必读书的愿望:"一定要把人类文化中最精华的东西展现、推荐给师生,让师生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和书本拥抱,与大师对话,与人类最崇高的精神交流。"

    尽管工作繁忙,朱永新还是下决心亲自主持《新世纪教育文库》(400种)的编辑与出版工作。他认为:"多做一些雪中送炭的工作更有意义,虽然我自己可能因此少出了两本专著,但是,家庭和学校里有这么一套精选的图书给孩子们,我同样有成就感。"为了保证文库的质量,朱永新曾写信或打电话和国内外近百位知名学者联系,有的还亲自登门拜访。李政道、许嘉璐、张中行、闵维方、路甬祥等各路专家都曾亲临苏州。经国内外著名院士、学者的精心推荐,在对海内外著名学人及近万名大中小学生调查的基础上,在2000年,《新世纪教育文库》的第一批图书已经与读者见面,其中有中国第一个系列的教师必读书目。于光远评价说,编辑这套文库,其意义不亚于建造一条高速公路,而这套文库的立意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他想得更多的是:教育的理想与理想的教育都需要创新。他常常在心中默念哈佛大学校长说过的一句话:"在迈向新世纪的过程中,一种最好的教育,就是有利于人们具有创新性,使人们变得更善于思考,更有追求的理想和洞察力,成为更完善、更成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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